2019年澳洲联邦大选以非常戏剧性的反转结束。选前民调领先至少一年的工党,在最后时刻败北。由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联盟党,在经历了选前一系列打击后,不仅连任,而且在下议院还增加了席位而保证了过半的多数。以后三年的政策的执行,就不太需要看独立议员的脸色,可以极大提高行政的效率。

这次联邦大选,华人的参与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更多的华人以澳洲公民的身份参与澳洲的公共事务;还产生了第一位大中华圈出生的华人下议院联邦议员。另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华人选民从以前几乎是清一色地支持工党到这次纷纷支持联盟党。这种转变的原因错综复杂:人文、经济、宗教、政策等,但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在澳的华人已经集体进入中产阶级的阶层,需要有一个心仪的政府和崇尚效率的政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盟党的拼经济的政策正中下怀。

现在选举已经尘埃落定,市场对联盟党的连任是惊讶但看好。澳大利亚主板在大选以后涨到11年来最高点,而澳元也止住了下跌的趋势而有所反弹,这些波动就是市场对大选结果的反应。但这些短期的波动不足以说明澳大利亚经济的长期走势。下面就结合联盟党的经济政策,让我来分析一下今后三年澳洲的经济走势。

2019年全球经济大势

首先我们看看2019年全球的经济环境。从2018年的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就进入一个动荡期。除了(没有科学根据的)所谓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的说法对投资者的心理影响以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经济的放缓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角力,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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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经济的风向标,美国三大股指过去一年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波动。幸运的是,美国经济在特朗普的不同寻常的政策影响下,基本面坚挺 – 表现在经济增长超过预期,失业率走低,接近60多年来最低水平。特朗普还成功说服美联储,在经济走强的时候,停止加息,使得美国三大股指在2019年5月前迅速收回了失去的地盘。而不幸的是,这个趋势在今年5月初又一次被中美之间贸易谈判的失败所打断。从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判断,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从贸易平衡这个层面上升到针对企业的微观层面,因此重启贸易谈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美之间的经济角力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美贸易战之下,澳大利亚承受双重打击

这种局面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打击是双重的。第一是由于中美的贸易摩擦已经造成了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投资者悲观的情绪,澳大利亚当然不能独善其身,国民银行的商业信心指数(NAB Business Confidence Index)近期不断下降,已经远低于长期平均值的6了,今年5月甚至已经跌到负数区间。

对澳洲经济的第二个打击来自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中国经济从2014年开始,就走在下行的通道上,再加上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民营企业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唇亡齿寒,中国经济放缓必然影响澳洲的出口。再加上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三大件 – 铁矿石、焦炭和教育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投资领域也受到很大影响。中国对澳洲的投资在2018年比上一年锐减36.3%,这就直接造成了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的冬天。澳大利亚居民的负债率为全球第二高,而其中的60%以上是房屋抵押贷款。房价的走低就直接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瑞银的调查报告指出25份房屋抵押贷款中已经有1份出现了资不抵债。这个比例还在增加。

澳洲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的GDP仅仅比2017年同期增长了大约1%,2019年的第一季度,应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比起3%的长期趋势,是低了整整两个百分点了。以人均GDP来测算,澳大利亚已经进入经济衰退期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经济牌助推联盟党获选

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党的一些经济政策就有些不合时宜,废除负扣税的政策无疑给澳洲的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取消红利抵扣中的现金退还的政策会影响一些投资者对投资股票的投资热情,而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虽然很有必要,但明显超过澳洲现在可以承担的责任。当大家还在为保住饭碗而担忧的时候,和他们谈20年以后的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结合其他的社会政策,工党推出的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情调,是有良心的政策,但明显缺乏头脑。

联盟党推出的政策,就简单明了多了,就是“经济,经济,经济”, 这当然是出于联盟党一贯的理念,只有经济强了,我们才可以有实力进行人文关怀,现在不是时候。因此,联盟党的“big idea” 就是让家庭、企业得到更多的税后收入,来提高他们的信心。所以,减税,就成为政策的中心。这和80年代初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顺便提一句,许多人对频繁更换领导人的做法嗤之以鼻,也有人以此来讽刺和讥笑澳洲的议会民主制度。但正如我在许多场合表达的看法,更换领导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工党就是因为党内的制度限制了更换领导人的可能性,使得领袖的判断错误没能得到及时纠正。而联盟党恰恰是因为更换了领导人,及时调整政策,耳目一新,更接地气,赢得了这次不可能赢的选举。

获选只是下一段征程的开始:希望与挑战并行

回到经济的层面,这届政府虽然赢得了选举,但面临的经济问题还是非常棘手的,非常大的挑战。但正如我以前说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幸运的国家,是一个被祝福的国家。在这一片哀鸣声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

近期,由于巴西的淡水河谷的坍塌事件,铁矿石的国际价格出乎意料地升到100美元,当然也和中国政府最近不得不重启固定资产投资这张“王牌”有关。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对澳洲铁矿石的需求。

还有一个幸运之处是来自于这次联邦大选的结果。澳大利亚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似乎有个魔咒。在联邦政府层面,工党上台以后,或早或迟会经历经济危机。例如澳大利亚在80年代初和90年初都经历了经济衰退,而在2008年虽然躲过了经济衰退,但还是受到了重重的打击,出现了一个季度的负增长。而这些期间,都是工党执政。而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比较好的阶段,大部分时间都是联盟党执政。我承认这里没有因果关系,只是一个相关关系,也解释不清,但这应该给我们一些信心,在今后一段时间,澳大利亚是有机会避免经济衰退的。我估计有这个看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就解释了大选以后的5月20号周一开盘时, ASX200指数扶摇直上,创11年来最高。

宏观经济政策:减税同时平衡财政预算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联盟党的政策是否能够防止澳大利亚经济的滑坡。联盟党的政策的核心是减税和平衡财政预算。在减税的同时,坚持财政预算的平衡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因为考虑到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近期很可能需要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

这取决于对市场的极大信心。美国里根政府就以非常简单的拉弗曲线来表达对市场的信心。就是一旦减税,私人部门就有足够的动力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产出,提高利润率。因为所得税是以利润为税基的,结果是在减税的条件下,国家所收到的税反而会增加。

这当然是有风险的。一旦全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遇到类似1929年的大萧条或者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消费和投资者悲观情绪弥漫,减税还是不足以提振经济的。再加上澳大利亚的基础利率已经非常低了(1.5%),进一步降低利率的效果会非常有限,而且还要防止低利率可能进一步恶化房地产市场的泡沐,到那时,就可能需要政府以财政支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因此财政预算的平衡目标就没法实现了。这个风险是存在的,但我个人认为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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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政策:如何刺激创业精神

在宏观经济以外,我还特别关心联盟党的微观经济政策。因为减税只是把更多的经济决策权留给了市场和个人,但这能否转化为生产率的提高,还取决于市场的成熟程度,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澳大利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缺乏企业家精神,就是那种冒险、开拓和颠覆传统的精神。例如澳大利亚每个大学的医学院,都有些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但真正能够转化为产品的,是少之又少。这和人的开拓精神有关,也和金融市场缺乏金融创新有关。

和联邦的财长Josh Frydenberg先生谈话时,我特别提到联盟党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一个计划,叫做Business Growth Fund, 就是希望澳洲的银行和养老金基金,共同出资10亿澳元,建立一个基金,对中小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而不是债权投资。这样,在企业不增加杠杆的前提下,获得比较充裕的资金,来开发和发展业务。我个人是赞成这个政策的,在英国和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政策。但是这个计划目前遭到了几家银行的反对,也没有一家养老金基金积极响应。我个人认为只要设计得当,可以更广泛地吸收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而不是局限于澳洲本土的基金。同时设计一个可行的退出机制,这个计划应该能够激活澳洲中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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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联邦大选尘埃落定,多数华人支持的联盟党连任,可喜可贺。但国际经济形势并不乐观,澳洲经济面临许多政策选择的难题。衷心希望联盟党能够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作出正确的政策抉择,带领澳大利亚走在繁荣的道路上,让人民得到更多的福分。

撰文/本刊特约经济顾问:史鹤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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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鹤龄  He-Ling Shi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

史鹤龄教授曾经担任澳大利亚国库部官员培训班的主管和主讲教授,是“澳大利亚商业论坛”的主讲人之一;澳中商会年度主讲人之一,还是澳洲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联邦政府的外交事务智囊团之一)的演讲嘉宾。史鹤凌博士致力于中国经济和治理改革议题的研究已有长达20年的时间。在2005-2007年期间,史鹤凌博士担任中澳政府共同签署的《中澳管理项目》的澳方主管。在主持“中澳管理项目”期间,史鹤凌博士和发改委共同设计和执行了15个项目,促成了中国的12个部委级的机构和他们在澳洲对应的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史鹤凌博士列为澳大利亚1988-2000年度最好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对澳洲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经济改革,中澳贸易,和世界经济格局作了大量视角独特的评论,判断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