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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洲还是那个富裕的国家吗？
2.澳洲什么都有为什么就是“不赚钱”
3.以前敢改革，现在不敢了？
本文根据SBS记者Cindy Xie采访整理如下：
生活在澳洲的人，最近多半会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受：这个国家明明依旧坐拥丰厚矿产资源、房价居高不下、人口持续增长，失业率也远未到特别糟糕的程度。整体看上去还是公认的富裕国家，经济总量也在保持增长，可日常过日子却越来越不像记忆里从前的那个澳洲了——房价、房租、食品、能源样样都在涨，我们要花比过去多得多的钱，才能勉强维持住从前差不多的生活水准。
于是很多普通人都生出了“生活大不如以前”的强烈体感，这到底只是主观上的错觉，还是真的有实打实的经济数据作为支撑？如果这种感受并非空穴来风，澳洲人的生活水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明显转向的？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更让人不安的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觉得生活远没有上一代过得轻松，那我们的孩子未来又会怎样，他们的生活条件会不会还比不上现在的我们？
带着这些并不轻松的思考，SBS电台推出三期深度访谈系列，对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周怡霄博士，从经济数据出发，与我们一起重新审视一个每位普通澳洲人都在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生活，真的比过去更好吗？
1.澳洲还是那个富裕的国家吗？
Cindy Xie：不少在澳生活多年的民众都有一个共同感受——澳大利亚仍坐拥优质资源、顶尖教育与成熟金融体系，属于全球最富裕国家行列，却明显失去了往日的发展活力，想请问周老师，这种“富而无力”的感受是否有现实数据支撑，还是成熟经济体发展的必经阶段？
周怡霄博士：这种感受和澳大利亚宏观经济数据高度吻合。“劳动生产率”指每名劳动者或者每个工作小时创造的经济产出。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澳洲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至2.1%。对于澳洲这样的成熟经济体而言，这是相当优秀的表现。当时澳洲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包括扩大对外开放、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放宽劳动力市场限制。这些改革促进了生产率增长，也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经济更有活力，个人工作效率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近年来，澳洲劳动生产率出现了结构性放缓。除了劳动生产率，经济学家还关注“多要素生产率”，即劳动力和资本结合以后，整个经济体系创造产出的效率。2026年第一季度，澳洲劳动生产率环比下降0.6%，同比只增长0.3%；2024—25财年，多要素生产率下降0.5%。这些数据说明，人们感觉经济活力减弱，并不完全是错觉。
Cindy Xie：如果澳大利亚未来二三十年的增长持续放缓，当前最值得警惕的核心风险是什么？
周怡霄博士：生产率本质上是“效率”，如果两个经济体投入相同数量的劳动力和资本，能够创造更多产出的经济体，就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更加富裕。短期内，一个国家可以依靠增加人口、扩大就业或者增加资本投资来推动GDP增长。但是，如果希望经济长期保持动力，并持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最重要的还是生产率。澳洲目前迫切需要恢复劳动生产率和多要素生产率。提高效率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 具有生产效率的新投资。企业和社会需要持续投资新设备、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商业模式。这些投资不仅扩大经济规模，也能够提高生产效率。2. 劳动力技能与新产业相匹配。教育和培训必须跟上产业与技术变化。当新技术和新行业出现时，需要有足够的熟练劳动力迅速进入这些领域。简单地增加人口或投入资本，不一定能够提高效率。真正重要的是投资的质量，以及劳动者掌握的技能能否适应未来产业的需要。
2.澳洲什么都有为什么就是“不赚钱”
Cindy Xie：资源丰富带来大量财富时，过于容易获取的资源红利，会不会让经济体失去主动推进下一轮产业升级的动力？这种逻辑在经济学层面是否成立？
周怡霄博士：这个逻辑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是成立的，典型案例就是资源出口大国澳大利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范围经济改革的核心宏观背景，正是本国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贸易条件指的是一国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澳大利亚的核心出口品是矿产品，主要进口品是工业制造品，当时国际矿价持续走低、制造品价格相对坚挺，直接拉低了澳整体国民财富水平与居民福利，这种外部压力倒逼国内主动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跳出资源依赖的舒适区。本质上，资源红利是否会消解改革动力，核心不在于资源本身的丰裕程度，而在于资源对应的国际市场价值——也就是贸易条件的变化，当贸易条件大幅恶化时，哪怕是资源极其充裕的国家，也会被倒逼主动推进产业升级。
Cindy Xie：澳大利亚顶尖高校云集、科研人员储备充足，诺奖产出数量也位居全球前列，为何本土却很少诞生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是不是科研端和产业端之间存在明显的对接断层？
周怡霄博士：这个现象确实长期存在，核心由两个现实因素共同导致。第一，经合组织（OECD）的长期跟踪数据显示，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成果向市场化产品转化的转化率，在所有OECD成员国中长期处于偏低区间，大量优质学术产出没有完成从实验室到商业落地的最后一步。第二，澳大利亚本土市场规模有限，全国人口基数小，GDP总量常年排在全球第11至12位，很多完成初步转化的创新项目，不会选择在本土上市融资，反而会转向北美等更大的资本市场寻求扩张，不少优质初创企业甚至直接被海外巨头收购，核心技术和后续产业化环节全部转移到海外市场，最终形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这一问题的根源，除了本土市场规模不足以支撑技术的规模化落地之外，科研转化的配套机制也有明显的提升空间，未来通过针对性政策补全，完全可以让更多创新成果留在本土成长为全球级企业。
Cindy Xie：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的改革魄力十足，后续很长一段时间都享受到了改革释放的红利，居民生活水平提升显著，为什么当下全社会推进改革的共识和行动力却明显减弱？是当下的经济问题比当年更复杂，还是全社会已经失去了必须改革的紧迫感和勇气？
周怡霄博士：两种因素同时存在。一方面，过去二十年间澳大利亚依托对华大规模矿产出口，贸易条件长期维持在高位，没有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急剧恶化的外部冲击，全社会普遍还能享受到资源红利带来的稳定收益，自然没有形成当年那种“不改革就会直接冲击国民福利”的强倒逼氛围，改革的迫切感不足。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经济制度本身具备较强的韧性，目前学界、政策制定层已经提前关注到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单一的潜在隐患，开始未雨绸缪地讨论长期改革路径，这也为后续逐步推进结构性调整预留了充足的共识空间。
3.以前敢改革，现在不敢了？
Cindy Xie：如果未来十年改革始终缺乏社会和政府层面的迫切性，澳大利亚继续依赖资源出口、移民拉动人口增长、房地产驱动的现有发展模式，到2046年经济社会大致会呈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
周怡霄博士：这种线性的平稳发展路径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多重外部冲击会倒逼澳大利亚做出调整。一方面当前全球正处于人工智能通用技术变革的高速周期，2025年以来全球AI领域投资持续走强，作为通用技术革命，它会直接倒逼澳大利亚企业完成技术适配、劳动力完成技能升级，否则就会在全球竞争中失去立足之地，完全延续现有发展模式根本无法应对这一轮技术变革的挑战。另一方面当前全球包括澳大利亚在内，都同时面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双重挑战，AI技术的普及会进一步放大这种分化：适配技术趋势的企业和劳动力会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彻底打破此前的增长瓶颈；但无法完成技能转型的群体和落后企业，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这意味着未来的改革不能只聚焦生产力提升，还要同步配套收入分配调节机制，避免技术变革加剧社会撕裂，这也是当下改革推进难度远超八九十年代的核心原因之一。
Cindy Xie：作为传统高收入国家，澳大利亚未来会不会陷入“富裕但下一代很难过上比上一代更好生活”的困境？如果只能提一条最核心的改革建议，当下最应该从哪里切入？
周怡霄博士：最核心的建议是优先聚焦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持续增长的创新动能会不断催生新的经济活动和扩张空间，大幅降低后续改革的推进阻力：改革本质上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调整，当创新带动经济大盘持续扩容时，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有机会在新的增长赛道里获得补偿、找到新的发展机会，避免改革陷入零和博弈的内耗。如果没有创新托底的新增量，单纯推进存量改革只会不断放大社会矛盾，很难落地推进。当前优先打通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通道、扶持本土创新企业成长、引导劳动力完成适配AI时代的技能升级，既能直接破解劳动生产率放缓的长期隐患，也能为后续的结构性改革预留充足的缓冲空间，让改革的长期收益能够持续惠及下一代。改革最困难之处在于：成本通常立即出现，而真正的收益可能多年以后才能看到。因此政府必须让今天承担成本的人相信，改革确实能够带来更好的未来。周怡霄博士总体上仍然对澳洲保持信心。她认为，澳洲拥有较完善的经济制度、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良好的资源条件。如果能够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并配合适当的创新和改革政策，澳洲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澳洲能否让下一代过得更好，关键在于能否及时把人才、科研和资源优势转化为新的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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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Rita）
